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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海榕】七十年代以来南欧拉美南非的民主化及其原因

2016-06-19 22:29:36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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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海榕】七十年代以来南欧拉美南非的民主化及其原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书摘(一)

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自发表以来受到广泛关注,毁之者众,誉之者众。该书除第一部分讲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故事性较强以外,其他四个部分都是相当抽象的政治哲学讨论,不过写得深入浅出,晓畅易懂。全书约四十万字,笔者按页码顺序摘录两万多字,不加任何个人观感,原汁原味,分十篇短文上传,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当前威权主义的危机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或柏林墙的倒塌才开始的。它至少始于十五年前南欧的一系列右翼威权政府的垮台。1974年,葡萄牙的卡埃塔诺(Caetano)政权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在度过一段濒临内战的动荡时期后,1976年4月,社会党人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当选为总理,从那时起,这个国家开始了和平的民主统治。也是在1974年,自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着希腊的军人政权被赶下台,让位于民选的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政权。1975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逝世,从而为两年后向民主制的和平转型铺平了道路。(第35页)

拉丁美洲在1980 年代出现了类似的民主转型。这一转型始于1980 年,那一年,在经历了十二年的军人统治之后,秘鲁恢复了民主选举的政府。1982 年的马岛战争(Falklands/Malvinas War),则导致了阿根廷的军政府垮台和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方辛(Alfonsin)政府上台。阿根廷的转型很快就为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效仿,于是,乌拉圭和巴西的军人政权分别在1983 年和1984 年下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和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的独裁政府,就让位于民选政府,到了1990 年代早期,甚至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政府,也在自由选举中输给了维奥莱塔·查莫罗(Violetta Chamorro)领导的全国联盟。(第36页)

东亚也有类似的发展。1986 年,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政府被推翻,取代他的是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总统,她在人民支持的欢呼声中入主政府。次年,韩国的全斗焕将军下台,同意选举产生的卢泰愚担任总统。(第36页)

1990年2月,德克勒克(F. W.de Klerk)领导的南非白人政府宣布释放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解除对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和南非共产党(the SouthAfrican Communist party)的禁令。(第37页)

没有哪个独裁者是纯粹“凭借强力”进行统治的,例如,人们常常说起的希特勒。一个暴君能够凭借强力统治他的孩子、老人或许还有他的妻子,若他在体力上强于他们的话,但是,他很可能无法以这样的方式去统治两三个以上的人,更不要说有着数百万人的国家了。我们说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凭借强力”统治,无非是指希特勒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纳粹党(Nazi Party)、盖世太保(Gestapo)和国防军(Wehrmacht)——能够在力量上威胁更多的人。然而,是什么使得这些支持者忠于希特勒呢?肯定不是希特勒能够在力量上威胁他们: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相信希特勒权威的合法性。安全机构本身可以通过威胁加以控制,但是在这个体制的某些点上,独裁者必须有相信其合法性权威的忠诚部下。同样,最为卑鄙、败坏的黑手党领袖也是如此:若没有他的“家族”基于某些理由认可他的合法性,他就无法成为教父(capo)。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到的那样,即使在一群强盗中间,也必须有某种让他们瓜分赃物的正义原则。由此可见,……合法性也至为关键。(第37-38页)

在整个民众之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会造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除非这种合法性的缺乏开始影响到与这个政权紧密相连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那些垄断着强制权力的人,比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因此,当我们谈论威权体制中的合法性危机时,说的是那些精英内部存在着危机,而他们之间的团结是政权有效运行的基础。(第38页)

如果旧政权的重要成员(至为重要者当数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不认为佛朗哥主义是民主欧洲的一个时代错误,并且这是一个西班牙在社会和经济层面都愈益与之相像的欧洲,这样的转型就不会发生。佛朗哥政权的最后一次议会(Cortes)做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它在1976年11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下届议会由民主选举产生。(第41页)

希腊和阿根廷分别于1974年和1983年转向民主制,在这两个国家中,军队都不是被迫交出权力的。相反,他们让位给文职政府是由于内部产生了分裂,这也反映出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的统治权利的信念。像葡萄牙一样,对外关系上的失败是直接原因。(第41-42页)

巴西军人在1968—1973 年主持政权期间,曾使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面对着世界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巴西的军人统治者发现自己并不具有经济管理的特殊才能。此时,最后一位军人总统若奥·菲格雷多(João Figueiredo)辞职下台,让位于一位民选产生的文人总统,军政府中的许多人由此松了一口气,他们甚至为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感到羞耻。(第42页)

尽管这些情形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南欧、拉美和南非发生的民主转型还是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除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权是通过暴动或革命被迫交出权力的。政权之得以改变,至少部分是因为旧政权的某些成员自愿决定放弃权力,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当然,这种自愿放弃权力的做法通常是由某种直接的危机造成的,但它最终可能使得人们日益相信,民主是现代世界中唯一合法的权威来源。(第43页)

对于苏联体制而言,它是难以容忍经济上的失败的,因为,这个政权自身明确宣称其合法性在于它有能力让人民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第50页)

要理解苏维埃政府的真正缺陷,就必须把经济问题置于更大危机的背景之下,也就是置于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之下。经济上的失败不过是苏联体制中诸多失败的一例,这些失败导致信仰体系的急剧崩溃,并使整个体制的基础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第51页)

尽管与美国的竞赛增强了改革的需要,但是,1980 年代后期所做的改革并非外部强加于苏联的。相反,它是内部信仰危机的一个结果,这一危机甚至影响到了包括上一代在内的大部分苏联精英。(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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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海榕

比较政治学博士(CEU, Budapest),经济学硕士、学士,语言学爱好者,中国古典文化爱好者。 微信公众号(实名):laihairongcn。 新浪微博号:赖海榕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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