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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信奉者只看到力量没看到意图 ——《历史的终结》书摘(八)

2016-08-15 21:49:57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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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自发表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全书约四十万字,笔者按页码顺序摘录两万多字,分十篇短文上传。本篇为第八篇。

P.256: 如果普遍同质国家的到来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层面确立理性的承认,废除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那么,这种国家在国际层面的国家体系中的普及,就应该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主奴关系的终结——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终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也因之减少。

 

P.264: 现实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不安全、侵略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中的永恒可能性,并且认为这一境况是一种“人”的境况,也就是说,它无法因特殊的人类社会形式和类型而得到改变,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永恒不变的人性。

P.265: 历史上的国家体系难以获得和平,这一事实表明某些国家寻求的不只是自我保存。就像充满激情的强大个体一样,它们出于王朝、宗教、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寻求自己的价值或尊严得到承认,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迫使其他国家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向它屈服。因此,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基础是激情而不是自我保存。

P.266: 希腊军官在1974年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或者阿根廷军政府在1983年下台后面临追究当政时期所犯罪行的可能迫害,都无法合理地描述为在追求“权力最大化”。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把大部分国力用于夺取新的殖民地,尤其是在非洲,而在二战后却花同样的国力摆脱这一帝国。

P.267: 因此,国家不是简单地追求权力;它们追求合法性概念规定下的种种目的。这些概念犹如一套桎梏,强有力地束缚着国家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那些不顾合法性这样做的国家,无异于自取灭亡。英国在二战后放弃印度和帝国的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胜利后国力疲惫。但也是因为许多英国人开始觉得殖民主义与《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不符,而且正是基于这两个文件,英国刚刚结束了针对德国的战争。

P.268: 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说,合法性构成了“无权者的权力”。现实主义者只看到能力,而看不到意图,因此,意图一旦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就不知所措。……合法性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这一事实表明了现实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缺陷:它回避了历史。

P.269: 它不是一种无差别的寻求权力的斗争,像现实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王朝扩张和宗教扩张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而是一种寻求承认的斗争。……但是,激情的这些表现在早期现代很大程度上为日益理性的承认形式所取代,其最终的表达就是现代自由国家。……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在十七世纪几乎令整个国家毁灭,正是政治自由主义使之终结:随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到来,宗教因变得宽容而不再嗜血。……自由主义带来国内和平,从逻辑上说,在国家间关系上也必会如此。从历史来看,帝国主义和战争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如果自由民主通过使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取消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区分,那么它最终也应当会废除帝国主义。这一论点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表述稍微有些不同,他认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显然是反战、反帝国主义的社会,是因为这些社会为以前发动战争的能量提供了其他出路。

P.270: 现代自由社会的谱系存在于奴隶意识而非主人意识中,最后的伟大的奴隶意识形态即基督教,如今体现在同情的广泛传布以及对暴力、死亡和苦难的日益无法容忍之中。这一点日益明朗,比如,发达国家逐步废除死刑,或者越来越难以容忍战争伤亡。在美国内战期间,枪杀逃兵习以为常;而在二战时,只有一名战士因逃跑被处死,而且他的妻子后来为此代夫控告美国政府。英国皇家海军过去习惯于强制社会下层人员服役当水兵,这等于过一种非自愿的服役生活;而如今,则必须用相当于文官部门的报酬来招募他们,还得为他们提供海上家庭的舒适生活。

P.271: 随着社会平等的普及,战争经济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是农业社会,国家财富只能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的少量剩余中汲取。一位有野心的君主要想增加自己的财富,就只能掠夺其他君主的土地和农民,或者占领有价值的资源,比如新世界的金银矿。然而,工业革命之后,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与技术、教育和合理的劳动组织相比,作为财富之源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后一类因素所产生的巨大的劳动生产力,比通过土地占领获得经济实惠更有意义、更稳定。比如日本、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有限,人口不多,自然资源缺乏,但在经济上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因而无需通过帝国主义来增加财富。当然,恰如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所表明的那样,控制某些自然资源,比如石油,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似乎不可能使这种寻找资源的方法在未来具有吸引力。倘若通过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可以和平地获得同样的资源,那么战争的经济意义在今天就比两三百年前小得多。

P.272: 与此同时,战争的经济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成指数级增加,这曾让康德为之哀叹。早在一战之时,常规技术就已经使战争代价不菲,即使国家是战胜的一方,整个社会也因参与战争而受到破坏。更不用说核战争了,它使战争的潜在社会成本比以前高出许多倍。

P.273: 苏联外交政策在1985至1989年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们不是苏联国际地位的实质性变化带来的,而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带来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不是既定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前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以最低限度的条件作了重新解释。……由此可见,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并不是由一个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客观地”决定,而是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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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海榕

比较政治学博士(CEU, Budapest),经济学硕士、学士,语言学爱好者,中国古典文化爱好者。 微信公众号(实名):laihairongcn。 新浪微博号:赖海榕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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